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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4-06 01:59:15 阅读: 来源:起重钳厂家

上海规土局现象:“学者型官员”落马迷途 国内国际 - 国内新闻 - 资讯生活

从个案到现象

胡俊被双开前,有“学者型”之称的官员落马,早已是屡见不鲜。重庆高院副院长张弢,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博士后,西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更是著述颇丰,在法学界享誉甚高。而中国2012年第一个“落马”的副部级官员周镇宏,在广东政坛号称“学者官员”。他曾长期任职广东工业大学,有物理学教授职称,也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学者型官员落马”,已从个案上升为“现象”,撇开独特的个人因素,要重视官员的道德品质,更要注重制度的建设,只有这样,“学者型”官员、法官才能清正廉洁。

七绝·学者型官员落马

尺躯不为稻粱谋,

早入疆场逐细流。

忽见穷途接末路,

余生尽悔觅封侯。

(作者:风无眠)

拥有儒雅气质的胡俊,37岁便官至副厅,还拿到过教育体系内的最高学历——博士后,曾任副教授、研究生导师。

年轻,厅局级,同济大学博士后。

头顶三个光环,上海规土局原副局长胡俊一直属于官员群体中的“骄子”。他曾在2003年以37岁的年龄升任副厅级干部,拿到过教育体系内的最高学历——博士后,还曾是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副教授、研究生导师。3月27日,这位仕途看好的“学者型官员”被双开,原因是受贿和职务犯罪。

无独有偶,另一位来自同济大学的“博士后官员”詹运洲,也在2008年受原上海市房地局副局长殷国元案牵扯被羁押,他曾担任上海房地局原规划管理处处长,曾作为上海市房地局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

从学者中选拔官员的传统历来有之。尤其是一些专业性强的领域,“学院派”当政并不罕见。然而,从学院到官场到落马,学者从政似已有迷途。

上海城市化中的学者官员

公开资料显示,胡俊为江苏南京人,于1984年考入南京大学地理学系城市-区域规划专业,其后免试直升本校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1993年,胡俊作为我国第一批城市规划博士后进入同济大学进行研究。1995年出站后,他开始担任同济大学建筑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并担任中国规划学会城市经济学术委员会理事。

才执教短短2年的胡俊就被调任至上海市静安区城市规划管理局担任副局长,并很快擢升常务副局长、局长,在静安区改造大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胡俊所在的静安区城市规划管理局就作为重要专职部门掌握着审批权力,规划专业出身的胡俊在此时备受重用。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胡俊的政治生涯与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十分吻合。2003年,当城区改造渐入尾声,郊区改造拉开序幕时,这位学者型官员被调任至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政府担任副县长、县委常委,直接主持崇明生态岛的规划工作。五年后,胡俊再度被委以重任,被调任至新组建的上海规土局,分管土地规划直至落马。

根据相关土地系统人士透露,胡俊的问题应该出自这一连串任职的起点,即其在静安区任职期间。

围绕产学研的单向输送

由于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学科和各地实际需求非常紧密,学者从政的现象较为普遍。一些在职的教授借调到相关部门工作的情况并不罕见。尤其是专业性较强的规划领域,这种现象更为普遍。

1980年代后期中国开启城市化进程,专业规划背景的官员也渐被青睐。同济大学等专业院校也是在这一时期为政界输送大批专业型人才。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学者汤宇卿介绍,该学院最早的是1980年代到山东泰安市挂职副市长的教授王仲鼓。“这种挂职的方式也不需要全天候工作,只需要每周去1次,参加相关规划会议讨论,制订一些方案。”汤宇卿说。

在挂职之后,其中一批学者返回学校继续教书,而另一批学者就正式转入行政岗位,担任规划领域的官员。

据汤介绍,原因一方面是希望吸纳专业人才,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他们与学界结合,进行具体课题的研究,因此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这类课题项目相当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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